黎红雷：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2022年12曰12日下午，在“**集团企业文化纲要发布会”上，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应邀通过视频发表演讲：《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美国学者迪尔和小肯尼迪合著的Corporate Cultures一书中翻译过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企业文化热”，实际上是美国人学习日本管理模式的感悟。所谓“Corporate Cultures”正是日本“社风”一词的对译：“社”指株式会社，就是日本对企业的称呼；“风”则指一个企业的风气。而日本企业的“风气”则来自中国儒家的道德教化，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实际上，日本很多企业的“社风”，都直接取自儒家的经典。例如，丰田公司的“天地人智仁勇”，京瓷公司的“敬天爱人”等等。这就表明，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本身就有着不解之缘，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就带有儒家思想的基因。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今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在报告中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些，都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那么，我们如何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的生产与生活、经营与管理，涵养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助力企业发展呢？黎红雷教授在演讲中，结合当代新儒商企业的实践案例，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回答。

      第一个方面：德以治企，教化为先。

      我们知道，“德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原则。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这里的“道”是“引导”、“领导”的意思，“政”指政令，“刑”指“刑罚”，“德”指“德教”，“礼”指“礼法”。至于其中的“格”字，有多种解读，综合起来，可理解为“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如此，孔子原话的大意是：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规范他们，民众只是企求免于犯罪，内心却没有羞耻感；用德教来引导他们，用礼法来规范他们，则民众不但有羞耻感，并且能够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当然，儒家也并不是主张完全可以不要刑律，不要政法，只是在儒家看来，道德比起刑法来说，更容易获得民心，从而更容易取得有效和持久的治理效果。正如孟子所言：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就好像七十多位大弟子信服孔子一样。儒家“德治”所致力的，就是这种使人“心服”的功夫。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德治”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以德治企，教化为先”的新时代企业文化。他们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利益融为一体，创造了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底蕴的崭新治理模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确立了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的内涵就是一个“德”字。“德”是做人应有的规矩、做人最基本的属性，丢掉了这个根本，人在处理事情、处理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做官、经商，还是做学问，就会出现大麻烦。以“德”为根本，每个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

      《礼记·学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儒家看来，领导者的职责就是以身作则，教化民众。治理就是教化，治理者就是教化者，治理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领导者受到教化就能爱护民众，民众受到教化就能发动起来，努力实现组织的目标。为此，当代新儒商企业提出“三为一德”的理念。第一是“为人之君”，就是要有君子般的风度和君王般的责任。须知领导是一种责任，而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荣誉和待遇。企业领导者必须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切实承担起“一家之长”的职责。第二是“为人之亲”，就是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自己的下属。领导者对待每一位下级，都要有“如保赤子”般的感情。企业领导者对自己的员工要有亲情般的关爱，遇事替他们想一想，为他们排忧解难。只有以亲情般的诚心对待你的下级，对待你周围的人，你的工作才会做好。第三是“为人之师”，就是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企业文化建设，干部的以身作则很重要。你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大家能够从你身上学点东西，这个境界就更高了。所以，管理干部就要加强自身的修为与学习，以便对员工进行教化。“为人之君”、 “为人之亲”、 “为人之师”，这三句话构成了一个“德”字。“德”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风范。以德平天下人心，大家就会无怨无悔地跟着你走。

      第二个方面：义以生利，利他经营。

      儒家主张“义以生利”，把治国理政当作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在价值认识上是“见利思义”，一个以精神追求为最高价值的管理者，行动要想着礼，办事要想着义；不做贪图利而违背礼的事情，也不要因为不合于义而感到内疚。在行为准则上是“取之有义”，富裕和尊贵，是人们所欲望的；如果不依着正当的途径去得到它，一个以精神追求为最高价值的管理者就不会接受。在实际效果上是“先义后利”，把义放在首位然后取利的，就可以荣耀相随、处处通达、驾驭他人；把利放在首位而后才求义的，就耻辱困扰、窘迫交加、受制于人。在价值评判上是“义利合一”，无论是义还是利，都是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英明的管理者如尧舜也不能排除人民的物质需要，昏暗的管理者如桀纣也不能禁止人民的精神追求。这些论述，全面地展现出儒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义利”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义以生利，利他经营”的新时代企业文化。他们基于儒家的义利观，以“利他主义”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经营哲学。在他们看来，考量企业成功的重要准则，不是我们有没有成功，而是我们的客户有没有因为我们而成功?如果我们过早地成功了，客户就不会成功。当然，如果能够做到一起是最好，我也成功了、客户也成功了，但是只有一条路的时候，你要放弃什么?那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让别人先成功。这是21世纪做企业的普遍原则。相信别人要比你重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相信别人比你能干，相信只有别人成功你才能成功。

      在孔子看来，如果天下无道，你通过发不义之财而获得富贵，这当然是可耻的；但是如果天下有道，你循道而行而获得富贵，这当然是光荣的。相反，如果天下有道，你不循道而行去创造财富，却自甘贫贱，这在孔子看来也是可耻的。我们知道，古代有“士农工商”，现代有“工农商学兵”，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商人”只是社会的分工，本身并无贬义。从创造财富的动机与手段来看，商人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意人、企业家、儒商。生意人有“三会”：会计算、会经营、会赚钱；企业家在生意人“三会”的基础上增加了“三有”：有勇气、有抱负、有情怀；儒商则在生意人“三会”和企业家“三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三讲”：讲仁爱、讲诚信、讲担当。儒商与一般商人的区别，不是不追求财富，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就是商界的“君子”，其职责就是运用儒家商道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当代企业家提供了创造财富、报效国家的舞台。由此，当代新儒商企业一方面认识到经商必须赚钱：“为人不可贪，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还是先赚钱”；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赚钱过三关，法律是底线，道德要约束，良心最值钱”；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要将自己赚来的钱回报社会：“独善非至善，兼济方圆满，善心有善报，天地大循环”。

       第三个方面：信以立世，诚以待人

      “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范畴。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所谓“信”，就是心口合一、言行一致的意思。儒家创始人孔子十分重视“信”德，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孔子的孙子子思则十分重视“诚”德，指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3]在子思所著的《中庸》一文中，“诚”与“信”开始相提并论；孟子和荀子沿着子思的思路，进一步明确将“诚”与“信”联系起来。从此，“诚信”作为一个表达“内诚于心而外信于人”的重要道德范畴，成为人们的立身之本、交往之道、治国之要和事业之基。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诚信”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信以立世，诚以待人”的新时代企业文化。他们基于儒家的诚信思想，提出“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以员工高品行的人品，形成高品位的企品，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这样的品牌观念，追求的是消费者百分百的安心，体现的是企业对消费者的承诺与责任，赢得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赞誉，是一种更为高超的品牌营销学。企业要经营，要生存，要盈利，经营之道是什么？《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叫“修己以安人”，表面上看好像和经营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这是最根本的经营之道。“修己”，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企业家自身，一个是全体员工。每一个人都要“修己”，修身心、尽本分；然后是“安人”，让人心安定。“安人”主要有两个对象群体，一个是员工，一个是顾客。如果把自己修炼好，同时把顾客、员工安顿好，企业还会不成功？还会没有利润吗？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诚信”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在“内诚于心”方面，提出“五个一”的具体措施，从确定志向、阅读经典、改正过错、孝顺行为到每天做好事，全方位涵养员工的诚实品格。在“外信于人”方面，品牌的涵义，就是定位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感觉；品牌的口碑，就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与赞誉；品牌的追求，就在于消费者百分百的安心。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就要真心帮助顾客解决问题，诚心站在顾客角度思考，贴心为顾客提供服务，全心关怀顾客幸福，以专业知识说服消费者，以至诚服务感动消费者，以儒家文化感染消费者，从而以自己的真诚赢得顾客。

      “智”是儒家“三达德”[4]（智、仁、勇）之首，孔子说：“智者不惑”[5]，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不会疑惑。儒家之“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时中”。与很多人心目中儒家的“保守”形象不同，真正的儒家其实是主张与时俱进、趋时而动的。《周易》中多次提到“与时偕行”[6]。儒家的时变观，一是“顺时而变”，抓住有利的时势，乘势而上，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因变而变，主动地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现实的时势而作出正确的决策。三是权宜而变，依据一定的时势（包含时间、地点、条件等要素）而转移。四是时中之变，中庸就是合适，就是通过与时变化的途径而达到合适的目的。五是不变之变，“变易”的过程中有恒常之秩序,变而不乱，变而有常。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智者不惑”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智以创新，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企业文化。他们致力于成为“时代的企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都想长盛不衰，但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企业。一般来讲，很多企业都是昙花一现。如果这个企业成功了，那么，它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说，企业应该是时代的企业，也就是说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就是成功的企业。儒家经典《周易》所包含的 “三易”，就是变易、不易、简易，非常适合市场的原则。“不易”就是市场有一个原则，是对用户的真诚，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变易”就是市场万变，你应该变到它的前面去；“简易”就是所有的管理都应该是最简化的，我们用最简化去应付最复杂的东西。这就是最高的智慧。中国最高的智慧是中庸，应该是找到一种方法，这就是《中庸》当中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智慧。儒家经典《中庸》把“中庸”与“时变”结合起来，提出“时中”的概念，既揭示了“中庸”原则的时变性，又展现出“时变”思想的适中性。受此启发，当代新儒商企业提出“创造市场”的观念。所谓“创造市场”，就是不局限于在现有市场中争份额, 而是以自己的优势另外创造新的市场，即不去争现有蛋糕的大小, 而是重新做一块蛋糕去享受。这也符合《周易》中的“三易”原则：“变易”,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不易”：万变之中有不变的规律, 这就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是永远不变的；“简易”：把市场中纷繁的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来解决。一个企业永恒的追求，就是要真正变成一个时代的企业。

        第四个方面：仁以爱人，厚德载物。

      “仁爱”是儒家“三达德”（智、仁、勇）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不忧”[7]，意思是说：有仁爱心的人不会忧愁。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关于“仁爱”的对象，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8]，主张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北宋儒者张载提出“民胞物予”，主张天下的民众都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天下的万物都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明代儒者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宽厚包容的博大胸怀，正如《周易》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9]，这就为企业、社会、自然等不同层面“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仁者不忧”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仁以爱人，厚德载物”的新时代企业文化。首先是“亲亲”与企业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儒家“亲亲”的本意是亲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儒家十分重视家庭，在他们看来：家庭组织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家庭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前提，家庭制度是所有文明制度的起点。受此影响，当代新儒商企业把企业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好一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率领“家人”一起建设“幸福大家庭”。在他们看来，企业是家，董事长是大家长，董事长像父母一样关心公司高管，爱护每一位员工。管理层也会学习效仿，这就是上行下效，兄友弟恭。管理层关怀员工，员工之间也会相互关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彼此协助。这样的“家”，其成员并没有血缘关系 ，却获得了血缘家庭所具有的亲密感，实际上是一种“拟家庭化组织”，为企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第五个方面：勇以担当，自强不息。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孔子说：“勇者不惧”[10]，意思是说：勇敢的人不会产生害怕的心理。儒家不仅是儒雅的谦谦君子，也是坚强的刚毅勇士。对于君子之勇，荀子借用孔子与子贡“观水”来比喻：流水奔赴万丈深谷也毫不害怕绝不迟疑，这就是勇；又借用孔子与子贡“观玉”来比喻：美玉即使被折断也不弯曲，这就是勇。在此基础上，荀子更进一步提出“上勇”的境界：天下都能接受我的主张，我就和天下人共创安乐大业；天下人不接受我的主张，我就岿然独立于天地之间，面对非正义，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来，这就是最高境界的勇。

      《说文》上说：“勇，气也”，所谓“勇”就是在信念的驱动下，所体现出的一种无所畏惧、敢于担当的行为及精神。《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1]所谓“自强不息”指的是努力奋斗，永不懈怠的一种积极的人生信念，是儒家之“勇”的内在驱动力。前人所作的一副对联正体现了这种信念的力量：“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12]有志向的人做事情肯定会成功，项羽不留退路，终于打败了秦军，秦朝的关隘最终成为大楚的地盘。上天不会辜负苦心之人，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睡柴草，尝苦胆，最终以少数越兵打败了吴国。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无所畏惧，勇于担当，是成就一切事业的精神动力！

      当代新儒商企业把儒家的“勇者不惧”思想融入企业治理实践，展现出“勇以担当，自强不息”的新时代企业文化。他们特别强调奋斗精神。首先，企业要有奋斗意志：“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其次，企业领导者要身先士卒：“我若怕死，何来让你们艰苦奋斗？”再次，企业干部要带头奋斗：“没有奋斗意志的人，不能带兵。”复次，企业成员要共同奋斗：“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最后，企业要以奋斗者为本，人力资源机制和评价体系要识别奋斗者，价值分配要激励奋斗者，导向员工的持续奋斗，“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在脆弱中艰难复苏，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挑战。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中国企业怎么办？当代新儒商企业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全体中国人民的奋斗。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是中华民族复兴大厦的“顶梁柱”。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刚健顽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永不松懈，为实现人生目标和理想而努力奋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攻坚克难，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这里跟大家分享华为公司的故事。2019年，就在美国打压华为最严峻的时候，华为的内部网站上贴出了一架飞机的照片。这是一架在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痕累累的伊尔2型飞机，依然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返回。照片上方的文字是：“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自古英雄多磨难！”华为人就是用这样的形象鼓励自己：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一边修飞机一边飞”，华为人就是以这种大无畏的顽强拼搏精神，顶住美国举全国之力的打压，成为中华民族的当代英雄！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是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我们一定要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守正创新，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的生产与生活、经营与管理，涵养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助力企业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

      [1] 《论语·为政》。

      [2] 《论语·为政》。

      [3] 《礼记•中庸》。

      [4] 《礼记·中庸》:“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5] 《论语·子罕》。

      [6] 《周易·损卦》：“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益卦》：“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7] 《论语·子罕》。

      [8] 《孟子·尽心上》。

      [9] 《周易·坤卦·象曰》。

      [10] 《论语·子罕》。

      [11] 《周易·乾卦·象曰》。

      [12] （清）吴恭亨：《对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