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宇烈
一、儒与儒家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处于主体的地位。对于这个说法，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一些学者提倡新道家，主张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
其实，要看你从哪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儒道两家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但如果从历代治国的理念、政治制度的构建，以及人身修养、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来看，儒家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主干，道家还是起辅助作用。
讲到儒家思想，首先就有两个问题：什么是儒？儒家又是什么？
儒这个称呼其实很早就有了，过去讲的儒就像我们现在举行仪式时司仪那样的角色。古代常常由儒者来主持一个仪式，比如主持一场祭祀。后来儒者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儒是以六艺教民者。
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具体的技能。“礼”“乐”这两个问题，我在下面很多地方会讲到；“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射箭；“御”就是驾驭车辆；“书”，大部分人认为是书写或书法；“数”就是计数、算数了。
儒者就是教授六艺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儒者相当于现在的老师。
到了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儒”这个称呼已经泛化了。它已经成为当时凡是具有知识的人的通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称之为“士”。
儒家又是什么呢？儒家是孔子开创的一个学派。孔子的目的是研究怎么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圣人的经验，用学术来治理国家、教育民众。
在这些古代圣人中，离孔子最近的是周公。周公名旦，他是周武王的弟弟，辅佐武王和武王的儿子成王建立了西周王朝。周公旦在总结夏商两代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求君主要“以德配天”，强调君主提升自我人格是最根本的，只有提升自己的品德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他告诫成王要“疾敬德”，要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品德，这就开创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根本”的人文精神。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而且认为这一思想与尧、舜、文、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中庸》评价孔子时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就是继承了尧、舜的说法；“宪章”是表扬、发扬光大的意思，“宪章文武”就是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观点，以他们的原则为根本依据。“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它的思想根源。中国的儒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儒学的发展
1、克己复礼——先秦原始儒学
原始儒学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孔子、孟子和荀子。
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对应这个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并规定了许多具体的道德规范。
孔子建立儒学时，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周天子的地位下降，诸侯国的地位随着其实力的强大而不断提升。
我们知道西周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所谓封建制就是周天子把他同姓的子弟都分封为王，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共同来保护中央。比如说周公，就被分到现在的山东地区，成了鲁国的王。
封建制本来的意图是想通过同姓、同宗的地方政权来巩固中央的政权，但实际上发展到后来，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周天子的地位反而降低了。到了西周末期，周平王的势力就很弱了，最后只好东迁，由此进入了春秋时代。
春秋时，只要哪一个诸侯势力强大，就可以向天下发号施令。我们都知道春秋有五霸，第一霸是齐国，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的第一任霸主。后来齐国的势力弱了，其他国家的势力起来了，又由其他的国家来号令天下。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目睹了当时的混乱局面。原来的礼制规定天子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享有最高等级的礼仪，而诸侯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能享有的礼仪必须低于天子的礼仪。可在春秋末年，由于各诸侯国和周天子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诸侯们已经可以凭着自己的势力来实行天子的礼仪了。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什么叫作“八佾舞于庭”呢？“八佾”就是八个人一排，一共八排，八八六十四个人，六十四个人在那儿跳舞。这种仪式本来是天子独享的，对于诸侯来说，只能享受“六佾舞于庭”的待遇。可是诸侯力量增强了，也想享受享受天子的待遇，于是也“八佾舞于庭”。这样礼仪的规范就颠倒了。那个时候等级的观念是非常分明的，不同的等级绝对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如果随意改变就叫作“僭越”。
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当然就很痛心了。在他眼中，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有的社会规范都被破坏了，伦常都混乱了，人们生活动荡，道德沦丧。所以他感叹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这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忍受不了的呢？
应该怎样来改变这样一种状态呢？孔子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大家来“克己复礼”，以恢复礼制。什么叫作“克己”呢？克己，实际上就是启发人们道德的自觉性，就是要明了自己处于什么等级，并且遵守自己所属等级的礼仪规范，不得僭越，这就叫作“克己”。只有克己以后，人们才能够自觉地恢复礼、维护礼，能做到这点就是“仁”。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提出了礼崩乐坏的问题，并且强调要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以此把大家都纳入到礼制的轨道中去。但是他教导的基本上都是规范性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理论的说明。他的学说是很具体的，而且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给出相应的答案。
比如说，孔子对其弟子提出的“什么叫仁”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各不相同。一次，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是什么。子曰：“爱人。”可还有一次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孔子就告诉他：“先难而后获可为仁也。”意思是你先不要想得到什么东西，只有先努力去做，才可以有收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司马牛也曾问过相同的问题，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讷。”就是说仁者不是夸夸其谈的人。孔子另外一个弟子子张问他时，他就回答说，能够行五者于天下的话就是仁了。哪五者呢？恭、宽、信、敏、惠。
可见，孔子对于仁的回答都是非常具体的。他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告诉他什么是仁，实际上也就是指出每个人身上的缺点和问题。同样地，在回答什么叫“为政”时，他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出不同的答案。
到了孟子，离孔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孟子非常愿意学习孔子，他继承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进一步研究怎样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孟子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王道的社会、一个仁政的社会。所谓王道，他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让老百姓生死无憾就是王道了。
王道的前提是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仁政必须要从“经界”始，经界就是要给老百姓划定一块土地作为固定的财产。为什么呢？孟子对此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的话，就没有恒心，所谓没有恒心就是没有稳定的心态。没有稳定的心态，就什么事情都会去做，甚至是犯罪。所以孟子说，如果仁人在位的话，他一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给老百姓一些恒产，使他们有恒心。
从孟子到荀子，儒家思想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荀子的很多观点，对于后来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荀子跟孔子、孟子有几点不同，特别是在关于礼的问题上，荀子强调礼仪应该顺应人心，随时而变。他非常明确地讲道：“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荀子·大略》）
另外，荀子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也是很明确的。他说对于历史，应当“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不仅要循其旧法，还要择其善者，光择其善者还不行，还要明用之。这个明是发明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历史不仅要择善，而且还要加以发明。所谓发明，现在来讲就是创造、创新，要能够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一点是中国古代的改革家们常常强调的。
以上就是原始儒学的简单情况。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
相对于原始儒学，汉代儒学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两汉的儒者努力想把儒学宗教化、政治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宗教化方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围绕五经撰写了很多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是辅助经书的，所以被称为“纬书”。
在这些纬书里面，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把孔子神化。纬书中说孔子脑袋特别大，像一座丘陵似的高高低低，所以叫孔丘。他不仅脑袋大，嘴巴也特别大，反正长得和普通人不一样。于是纬书就说孔子不是普通人，把他称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实际上是把孔子捧到了天子的地位。
但是两汉儒学在宗教化方面并没有成功，特别是到了汉末，玄学起来以后，大家就根本否定了这一套宗教化的做法。
汉代儒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儒家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西汉时有一个大儒叫董仲舒，他极力把《春秋》说成是孔子为汉朝预先制定好的一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纲领。所以《春秋》在汉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渗透到了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这个时候开始，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主导地位就确立起来了。但对于汉王室来说，他们内心未必是这样想的。
有一次汉宣帝处理一件事，没有按照儒家的规矩来。有人就对他说，你做错了，按儒家的说法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汉宣帝就告诉他，汉家自有制度，自来就是王道、霸道杂用，纯用儒家还行？但是表面上，他还是说独尊儒术。
实际上，儒家自身也有变化。比如说董仲舒就特别强调阴阳学。而阴阳学是把德和刑都吸收了进去，阳就是德，阴就是刑，阴阳要平衡，要并用，那么刑、德也要并用。他的学说里实际上已经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了。
其实，德与法的结合在荀子那儿已经有了。荀子说治理国家要隆礼重法。隆，就是推崇的意思；重，是看重的意思，也就是说礼和法同样重要。因此董仲舒作为儒家的代表，提出刑德并用并不奇怪。
后来，刑德并用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人说儒家是完全讲德，完全讲礼制，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历来就是刑德并用、礼法并用，没有光用礼而不用法的。
在中国近代，有个思想家叫谭嗣同。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当然他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讲的，但他看的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对于荀学的地位。其实荀学在今天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两汉儒学在儒家思想制度化方面应该是很成功的，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及最根本的道德原则都得到了确立。从这以后，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都是根据儒家的这一套来制定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几百年的时间里，由于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儒家在思想领域和一般人的精神生活里，应该说已经不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它在政治和制度方面还是占有主导地位。
到了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既然整个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都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的，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又完全是遵从佛教的，佛教跟儒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好协调。
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总结经验了，为什么人们会被道家、佛教吸引呢？当时韩愈有个弟子，也是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叫作李翱。李翱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叫作《复性书》。
在《复性书》中，李翱首先指出，为什么人们会去信奉佛教或道家思想呢？就是因为佛教和道家都有形而上的层面，而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层面。人都有生、死、贫、富，可为什么会有生死，为什么会有贫富呢？佛教提出了缘起、因果报应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而儒家呢？《论语》里面讲了，孔子是不讲性与天道的，也不讲怪力乱神，所以大家就觉得儒家思想里似乎没有形而上的层面，都是讲具体的东西。
针对这种看法，李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其实儒家也有形而上学，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比如《周易》里面就讲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道理，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传》）除此之外还有《中庸》，《中庸》一开始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就是在讲形而上学吗？李翱总结说，其实儒家有很多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而已。
3、理一分殊——宋明理学
北宋有五位理学的奠基者，人称北宋五子，即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和程颐。可以说他们都是从《周易》入手，来发掘儒家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光靠这个还是不行，他们又借鉴了很多佛道的理论，把它们运用到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去。这样，他们就把儒家的许多具体的解释，提高到了理论的层面，或者说形而上的层面。
比如说关于“仁”，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到了宋明理学就不一样了，先看朱熹是怎么解释“仁”的。他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四书集注·学而篇》）完全将“仁”抽象化了，没有具体教人该怎么做，而是提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来讲，“仁”在这里已经具有了一个普遍的意义。
理学家最强调天理，而天理又是什么呢？“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文公全集·读大记》）宇宙间只有一个天理，理学家有时候又把它称为“太极”。天理具体来讲，就是儒家强调的礼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些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在这种思想之下，理学家又提出了“人人一太极，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思想，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里面，都体现了一个完整的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具体来讲，虽然三纲五常是一个整体的天理，但其实在每个个体身上都完整地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比如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父亲，我没有体现别的，那不行啊，对于你父亲来讲你是儿子，对于你儿子来讲你是父亲。在你身上既体现了父亲的理，也体现了儿子的理，这个理是完整的，不是孤立的，这就叫理一分殊。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个体中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内容，所以是整体的体现。
理学家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因为佛教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特别是华严宗讲的“月印万川”的道理对理学家有很大启发。
佛教讲“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天上的月亮映在地上的千万条江河里面，都是完整的反映，并不是说长江里面的月亮是月亮的一部分，黄河里面的月亮又是月亮的另一部分，都是完整的体现。所以，佛教认为理是一个整体，而事是理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反映，理和事是无碍的，所谓无碍就是圆融的。并不是理是理，事是事，或者事只是理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因为每件事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理，事与事之间其实也就是无碍的，这就叫事事无碍。
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宋明理学家，推动他们建立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
所以，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强调天理、良心。陆王学派就强调良心。良心跟天理应该说是一个东西，无非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一个强调外在的，一个强调内心的，它们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后来中国人总是讲天理良心，遇到事就问，对得起天理良心吗？是不是按照天理良心去做事啊？这些都是宋明理学以后的理念。
3、以西学解释中学——近现代儒学
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精神对于儒学的冲击很大。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说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而是通过吸收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儒家的思想。这种通过吸收别的理论来构建新儒学的做法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两汉的新儒学就是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思想，才成为一种新儒学的；宋明理学成为一种新儒学，也是因为吸收了佛道的思想。显然，儒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我认为，近代的儒学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他著了很多书，包括《论语注》《孟子微》《礼运注》等。他用当时西方流行的很多思想，包括很多佛教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的思想。这一点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就更明显了。在《仁学》里，他就认为，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跟基督教的爱人，都是一个意思，都是用一种思想完全地贯通起来的。
港台的新儒家同样是这样。比如牟宗三先生，他就是完全以新康德主义来重建儒学。
我觉得儒学现在还在第四个阶段。完全回避现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去恢复原来的儒家，这是不可能的。将传统思想毫无改变地保留到现在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要完全斩断传统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化的特征。所以，既要保留传统，又必须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要应对好这个挑战，首先要摆脱现在新儒家的一个情结，就是以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牟宗三先生曾非常明确地宣称过，新儒家的思想是什么？就是“三统并建”。哪三统并建呢？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学统并建。他说要传承孔孟以来的道统，还要传承儒家在政治上的政统，另外还要传承和发扬儒家的学统。
我想，这种儒家的情结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也就是认为儒家还应该是一统天下的，不承认或者忽视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某一种思想一统天下了，而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
儒家应该回到创立它时的初衷，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学说，或是教育的学说而存在。只有这样，它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在今天得到正确的发展。如果还是非要把它跟所谓的政治、科学捆绑在一起的话，其结果只能是扼杀儒家。其实有很多人早就提出来，儒家应该把政统跟修身养性的东西分开，因为政统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但是那套修身养性的思想在今天还是有现实价值的。
我认为，我们要恢复儒家，是要恢复没有成为政治制度时候的儒家，让它真正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1、以王道仁政来化导天下的治国理念
首先是治国理念，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王道仁政”，实行王道，推行仁政，重视礼乐教化。因为文明也好，人文也好，在儒家看来都是礼乐教化的问题，有了礼乐教化才可能有文明。如果没有礼乐教化，让一切随着人的本性走的话，社会就不可能是安定的。
儒家把推行礼乐教化当作自己最根本的责任，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文化”这个词最早是相对于“武化”来讲的。文化就是以礼乐来化导社会，武化就是以武力来化导。
《乐记》里讲“乐以治心”，“礼以治躬”，也就是说乐是治心的，礼是治身的；乐是动于内的，礼是动于外的。如果说乐能平和你的心态，礼能培养你的身体，那么就内和而外顺。这样作为个人来讲，就是非常有素养的人了；对于社会来讲，就是非常和谐的社会了。
儒家非常重视制礼作乐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在每个朝代相对稳定下来以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制礼作乐。所谓制礼作乐不一定是完全启用新制度，而是对前朝的礼乐制度重新审视一下，不足的地方要补充，把被破坏的礼乐制度恢复过来，然后再来强调法，强调刑。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理念，推行王道、仁政，重视礼乐教化，同时礼法并用。
2、“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政治制度
在政治制度方面，儒家整体来讲还是推崇封建，也就是重视血缘的关系，这是从西周开始的。到秦朝的时候，推翻了封建制，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就斩断了血缘，各个地区的长官，跟天子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汉初又恢复了同姓分封、护卫中央的封建制。以后，封建制虽然不断遭到批判，但是始终没有被完全废除。
其实，从汉代以后基本上都是封建制跟郡县制并行，到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亲王都有封地。亲王都是清帝王的同姓子弟，这种封地就是一种封建。亲政的亲王可能不一定有职务，但其影响力和权力还是相当大的。同时，地方官员又采取郡县制。
既然不是单纯的封建制，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封建制度来描述整个历史呢？现在很多人已经提出来，用封建制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不恰当。但是，我觉得借用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明白它的意思就行了，总的来讲，还是强调宗法的血缘关系。
儒家在政治制度上强调大一统。“大”在这里的意思是重视，以一统为大，以一统为最根本；或者可以说是“第一”的意思，以一统为第一。这种思想汉代就有，董仲舒解释《春秋》，就认为《春秋》是重视一统，推行一统的。但当时讲的一统其实是正统的意思，也就是地位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跟我们现在讲的一统意思不完全一样。
另外，儒家思想也强调中央集权，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法家的思想。我们讲古代社会是封建专制，封建就是指宗法血缘，专制就是指中央集权。法家的代表韩非就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就是说具体做事的是地方，中央则要把握总的纲领。
韩非的法家思想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所以他强调“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君主不应该事必躬亲，而要充分地发动臣下去做。那么作为君主又该做什么事情呢？两点，一个是赏罚，一个是用人。韩非提出“疑者不用，用者不疑”，这是第一原则；第二原则就是赏罚分明，该赏的就赏，该罚的就要罚。中央是要掌握政策、掌握用人，具体的事情要充分发动底下的人去做。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制度。
我常常讲，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包括法家“要在中央”的理念，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不要一听到中央集权就完全否定，要看怎样集权。
3、大同与小康的社会理想
儒家的理想社会跟它的治国理念是相关的，是从不同角度思考的。儒家的理想社会当然就是大同世界了，大同世界就是天下为公。
这个说法出自《礼记》的《礼运》篇，《礼运》里面记载了这样的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儒家提出这个大同世界的理想以后，可以说就成了各个时代先进中国人共同的政治理想。近代康有为搞戊戌变法的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大同书》。孙中山搞民主革命，追求的也是大同世界。所谓大同世界就是没有国界，没有种界，没有阶级的界限，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比较理想化的，在现在来讲，就是共产主义。
儒家提到了大同也提到了小康，在小康社会里面，就是有分别的，有君臣、父子这样一些等级。
光有大同世界这个理想还不行，还要具体落实。荀子就主张面对现实建立小康社会。他认为，社会没有等级是不可能的，没有等级社会就会混乱。所以他强调要建立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群居合一的社会。
荀子认为人不能孤立存在，一定要结成群。那么，这个群体怎样才能和谐呢？就是必须明分，荀子就讲“明分使群”。还有就是要达到一致，所谓达到一致就是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在上下一致中，荀子特别强调上面的各项政策都要符合民心，只有这样下面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上下一致，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小康社会，就是群居合一的，是有等级的，不是无分别的。
那么，这个小康社会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呢？荀子借用了《书经》里面的一句话，叫作“维齐非齐”。就是说要达到平等，只有通过不平等才行。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一个法。荀子认为，人们按照职业的不同、地位的不同，必须要有分别，没有分别是不行的。
可以说，儒家的理想就是这两种社会，一种是有点儿空想的大同社会，一种是比较实际的小康社会。
4、“长幼有序，惟道是从”的人际伦理
在人际关系上面，应该说儒家是非常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这样才需要伦理建构。儒家有所谓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过去把前面四伦都看作是不平等的，记得谭嗣同曾经讲过，五伦里面就朋友这一伦是最好的，是平等的。我们可能也听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话，好像下对上只能是绝对地服从。其实原意上来讲不是这样的。
我们去看《礼记》，《礼记》里面曾经讲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四个方面：人情、人义、利、患。它还特别讲到什么叫作人义，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就是说父亲要慈爱，儿子就要孝顺；兄长要非常善良，做好榜样，弟弟就要尊敬兄长；丈夫要义，妻子就要听从；年长者要讲惠，年幼的人才能够顺；君主要讲仁义，臣下才能尽忠。这完全是相互作用，不是单向的。
如果君不仁怎么办啊？臣是可以不忠的。儒家理论体系中都是这样的。有人问孟子，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臣子，怎么能够去杀商纣王呢？孟子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臣杀君这件事情，而只听说过诛一独夫而已！商纣王已经是一个独夫民贼了。
荀子就更明确地提出“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就是说要按照道来做事情，不应该盲目地“从君”，所以才有汤把夏桀推翻了，武王把商纣王推翻了的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
当然不能说历史上没有愚忠，没有三纲五常，但是从思想本身来讲，并没有要求这样做，因此历史上才有很多连死都不怕的谏臣。只要皇帝错了，就要进谏，哪怕皇帝把他杀了也要说，这些谏臣遵循的就是“从道不从君”的理念。
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这种做法太蠢了，但是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做一个大丈夫，《孟子》里面讲要成为大丈夫，基本的条件有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大丈夫的品格，这就是儒家提倡的做人的根本准则。
有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诸葛亮讲的“鞠躬尽瘁”，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讲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都是我们经常背诵的一些名言，可以说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人格的升华。
所以，儒家在人际伦理上强调有序有别，但是在有序有别中，又强调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总而言之，它体现了一种“惟道是从”的精神。
5、“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观念
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儒家强调以修养为本。从整体来讲，修养就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养成问题。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养成要通过教育，儒家强调教育，而且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人受教育的开始，然后是学校的教育，还有社会的教育。但是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的教育，都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儒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内心的自觉性。
儒家强调修养是一个自觉、自律的过程，也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把“礼”局限在所谓的封建礼仪上，而是把它扩展到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层面，那么我想在任何时候“礼”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处处碰壁，也就永远得不到自由了。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不断地自寻烦恼。
其实一定的自律并不是要让我们做道德的奴隶，而恰恰是让我们做道德的主人。如果我们领悟到了，就可以从物质的奴隶变成物质的主人，从道德的奴隶变成道德的主人，这一切都在于思维方式的改变。
这就是哲学里面的自由，只有认识了必然才会有自由，如果你处处都跟必然斗争，那就永远得不到自由。就像我们开车出去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如果你偏不遵守，那好了，你就一天到晚拿罚单吧。不光拿罚单还有可能被抓起来，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但是，如果遵守了交通法规，车开到哪儿你都会感到很自由。
儒家修养身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人安身立命。所谓的安身立命就是，使人能够在社会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真正实现自我价值，达到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6、乐观而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
儒家的修养观决定了儒家的生活态度是非常乐观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它是跟佛教相反的。佛教的人生观是苦命，而儒家则是很乐观，但这并不妨碍从不同的道理通向同一个境界。
就像孟子讲性善，而荀子却讲性恶。不管是性善也好，性恶也罢，一个是通过扩展善心来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一个是通过改变恶性来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最后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手段也大致相同，都是通过教育和修养。
你不能说我人性善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地受教育和自我修养的过程；而如果人性恶，你就认定自己必恶的话，你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法生存的，还是要化性起伪，通过教育、自身修养来达到最终的目的。
所以，孟子和荀子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达到了人生的理想人格的境界。
既然儒家的生活态度是非常乐观的，当然就非常珍惜生命。孟子曾说：“君子不立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墙要倒了，却偏偏非要站到那里，这并不能显出你的勇敢。不是说我活着就要怎么了不起，不是这样的，而是要重视现实，不回避现实，不沉湎于虚无的理想，而是要通过实践努力实现理想。
可以说，儒家非常重视人的努力，儒家有一句话叫作“尽人事，听天命”。“听天命”也不是消极的意思，而是指一件事情有时机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时机成熟了就行了，就可以实现了；时机不成熟呢，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的努力。因为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创造时机，你没有机遇不能成功，但是这个机遇也不是坐等来的，必须要“尽人事”，只有“尽人事”才能够创造一些机遇，儒家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7、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最后我把儒家的价值观念简单地归纳起来，就是要“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也就是说要在奉献中实现自我，实际上这就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问题。
在《论语》里，子路曾经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孔子回答他说：“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见到利就要思义；遇到危险要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承诺过的事，就一定要去实现它。孔子认为只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成人了。这也可以说是儒家对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吧。
儒家的思想从治国到处理人际关系，一直到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修养等方面，可以说都有一套非常周全的理论。
四、何谓真儒者
1、奉天法古
儒家非常强调以天为则，以史为鉴，这就是“奉天法古”。以天为则就是要效仿自然，顺从自然。对于自然，对于天地万物，我们必须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去理解它，而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地改变它。这不仅仅是道家的思想，也是儒家的思想。
《论语》里面曾经提到：尧为什么伟大啊？“唯尧则天”！赞扬尧舜能够无为而治。我已经一再说过，无为而治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相反，它蕴含着积极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大禹没有采取“堵”的方式治水，而是顺应水性去化解水灾。儒家对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那么，以史为鉴呢？唐太宗有一句话是“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当政局稍微稳定以后，一定会修订礼乐，另外也一定会修前朝的历史。为什么？是为了总结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以史为鉴。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历史学在世界上来讲也是最发达的。
2、内圣外王
“内圣”就是自己的修养要高。那么，怎样提高修养呢？就是以君子为榜样来要求自己。但是，仅仅提高内在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外王”。“外王”就是所谓的“事功”，即不仅要有内心高明的修养，还要把它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并做出成绩来。
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品德好，就是立德、立言、立功。首先是培养自己的品德；然后还要“立言”，就是说你的话能够让大家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但只有立德、立言还不行，还要立功，就是要做出成绩来。
3、知行合一
内圣外王是指内外两个方面——既要有自己的修养又要有外在实际的业绩，就是强调要能够经世致用。怎么用呢？《中庸》就讲，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之，审问之”就是要多搜集资料，直接去考察一下；然后“慎思之”，慎重地思考；还要“明辨之”，即辨析清楚；最后“笃行之”，就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去。“笃”就是实在的意思，要很坚定，实事求是地去做。荀子有一句话叫“学止于行而至矣”。行，就是做学问的最高点了。
朱熹也讲过一句话：“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就是说你学问再广博，如果不能把握知识的要领，那做学问也是没用的。但是你能够把握它的精神要点，又不如你实实在在去做。“知”必须要落实到“行”，落实到“行”才是最重要的。
4、重在体悟
儒家强调学习是为己之学，就是要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修养，并没有把学习看成是纯粹的知识积累，而是把它看作是提升自己智慧的工具。因此，儒家非常强调在学习中体悟。
“体悟”一词中的“体”本身也包括前面所讲的实践，即身体力行。在“体悟”中，儒家更强调悟，悟就是通过学习知识来把握事物内在的精神，并灵活地运用它。
而且在体悟时，儒家还非常强调对不同个体的针对性，而不是一种普遍的适用性。哪怕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东西，也要针对不同的个体进行个别的处理。这就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思维的方法。
5、执两用中
儒家非常强调中庸，这个“庸”是平常的意思，还有“用”的意思。中庸实际上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孔子讲的“执其两端，用其中”的“用其中”的意思，强调过犹不及，要把握适当的度，把握中道。
中庸不是调和的意思，而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比如你吃得太饱了不行，会撑得难受；同样你吃不饱，饿着也是不行的。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你放手不管不行，管得太严也不行。既不能太严也不能太慈，要做得恰如其分。
掌握这个度并不容易，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感叹道，现在很少有人具备中庸这种品德了，常常爱走极端。
6、和而不同
儒家思想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多元并存和相互包容的意思。这个世界只有多元并存，才能够互相吸取，互相推动，才有共同的发展。如果都是单一的话，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不同的思想，可以说就没有一个前进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和而不同”是儒家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7、守常明变
最后我还想提出儒家“守常明变”的思想，或者叫知常明变，即认识到事物都有它的原则，或者根本的规律，但是应该在特殊的情况下灵活地处理这种规律。在儒家那儿，就称之为“经”和“权”的关系，“经”的意思就是有原则、规律，“权”就是权变、灵活。
比如儒家讲男女授受不亲。孟子讲，男女授受不亲是根本原则，是“经”。但是如果你的嫂子掉到井里面去了，你伸不伸手去抓她？孟子说应该伸手，这就是“权”。你不能光是守着井，让她掉下去淹死，这个时候你就要权变。知常还要明变，即知道“经”还要用“权”。
所以，儒家非常强调顺时而变，要与时偕行。“时”这个观念，在儒家思想里面跟“中”一样，非常重要。《周易》里面就把“时”“中”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讲，又把“中”“和”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讲，“和”“中”“时”三个观念就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处理问题的原则。
和而不同的意义，就是多元并存。那么，多元并存就不能对一个过，对另一个不及，而是要掌握好分寸，这就是“中”。但也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要看时机。这个时机包括环境和条件，其实就是机遇。有了机遇，一件事情才能真正地实现；如果没有这个机遇，那你的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
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有一句谚语作了概括，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本来是正面的，俊杰非常能够识时务，所谓识时务就是能够把握时机。可惜后来多被用为贬义，变成投机取巧的意思了。
因此，把“时”“中”“和”这三个思想很好地融合起来，吃透了，把握住了，我想儒家考虑问题的方法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就都有了，做一个真正的儒者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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