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强：《论语》中的天命 ——《尧曰第二十》首章解读

（本文2021年发表于《文学天地》）

      摘要：《论语》共有20篇，《尧曰第二十》是最后一篇。本篇虽只有三章，所述内容非常重要，实是《论语》一书对儒家社会理想及天道的总结概括，对儒家君子完善自我，追寻崇高的社会理想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尧曰第二十》第一章的梳理，透过文本看《论语》一书所归结的社会理想、道统传续，以管窥孔门先贤大道精义。

      关键词：论语  尧曰  天命

 《尧曰第二十》首章，在《论语》整个结构中，是作为归结天命天道部分而存在的。此章自尧舜开始叙述，历数二帝三王之道，并延及商周。儒家建构圣王道统，正在本章所叙述的二帝三王的历史之中而进行的。此章叙述了政权更迭过程中，道统如何延续，君主如何自觉或非自觉地“受天之命”的过程，以极简单的文句，深刻阐述中国古代儒家之政治思想、民本精神。

   此章可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部分详述尧、舜、禹（夏）、商、周道统之一贯性。由此而建构出天命传承的连续性。

   第二部分：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叙述人君修政之大纲。

   第三部分：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综述周政既修，百姓归心，以叙述天命归周。

   三部分前后相继，所说的儒家天命肇造传续，施政之法、天命迁移归周，成一完整的整体。

      1天命传承

      1.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帝尧说：舜，上天的权柄运数降临在你的身上，你要真诚地秉持中正之道，天下百姓困窘不堪，上天所赐君禄就会终止。大舜也以同样的课来告诫大禹。

   在这段，先讨论一个问题：在华夏大地，从原始的公有制到私有制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结构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当时社会所关注的主体对象是谁？有什么独特性？这个问题就在这章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文化发展分野的大问题，决定着文明的走向。在西方出现了少部分人奴役多数人的“奴隶社会”，并由此而经历了漫长的以农奴制度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其实恰恰没有经历“奴隶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i]所谓奴隶社会须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其次、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其三、奴隶对所生产所得的产品，没有分配权，全部由奴隶主由统治者来进行分配。其四、以上三条是社会主体制度，而不是个例。

   而被称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极少数战俘或重罪之人被罚做苦力，并不是主体制度。夏商周三代，中国主体人群是平民，他们有土地，掌握生产资料，生产所得的农产品，绝大多数归自己所有。所以孟子才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ii]即国家给平民土地，平民只缴纳10%左右的税赋即可。这种分配的比例比现在个人所得税还低。有一个奴隶社会比当下的税收还少？所以强行拿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来套中国，是不合适的。

   相对奴隶社会这个名字，把夏商周归为封建制或许更合适。所谓封建制，即是在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大一统国家机器之时，或国家管理水平不足以治理庞大的国土之时，把土地化整为零，分封给诸侯，而形成的国家形式。周分封土地给功臣、宗族、先王之后的做法即是分封制。随着后来交通条件改善、文字信息体系发展、度量标准建立、社会主体文化认同形成，由一个中央政府管理庞大国土的中央集权制度才有可能性，大秦帝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建立。
   秦之以后，中国进入大一统时期，此后的国家政治形式是中央集权而不是裂土而治的封建制形式。当下的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中西政治制度大有不同，所以把强用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来界定中国古代的社会形式，是不合适的。

   回到本章，在本章中，我们看到了强烈的民本思想，这正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从未动摇过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被制度化并铸入政治思想的基因之中。儒家很好地继承了中华文明民本思想，《论语尧曰第二十》即是对这种伟大思想进行阐述的篇章，这即是儒家所说的“天命”与“大道”。本章所说正是天命与大道传承。中国的古文明肇始之初，天子之权即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天子心中所怀的是百姓，天子的合法性也在百姓。

      1.2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夏朝末年，汤看到夏桀不依据道治民，致使“四海困穷”，政治合法性已经不在，所以打出“上承天道”的旗号，伐夏桀而建立商。此句即是伐桀时向上天的告文。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汤向上天祈雨的祝辞。

   小子，这个词在论语里还出现过一次：“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称弟子为“小子”。商人以上帝后裔自居，对上帝自称为“小子”。

   玄牡，即黑色的公牛。玄即是黑色。牡，是指雄性鸟兽。雌性的鸟兽称为牝。《礼记》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iii]。在这里，商汤用夏后氏之礼祭天，也正是申斥夏桀无道，四海困穷，天命当终止。此章列举此条，从尧舜禹，再从桀到汤，继而殷到周，正是尧舜到孔子当时所认同的道统传绪。

   有罪不敢赦，是殷取得天下的政治转交的合法性前提，有罪之人即是夏桀。夏桀修造酒池，以人为座骑，荒淫无道，致使生民困苦，也预示着天命的转移了。

   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简，简阅的意思。桀是夏的天子，所以称其为上帝的臣子。上帝这个词不是西方传来的，而是《圣经》翻译时用了中国的词汇。清末以来中国人患上了崇洋症，面对西方，中国人过度反思自己的劣根性，致使中国人自我贬抑，所以像“上帝”“圣经”“天皇”“美国”这样的词也被传播开来。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处于正常发展的国家，其文化的核心词汇是不会被如此滥用的。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产生大问题时才会如此。时至今日，“西方的”“进口的”“外国的”还带有褒扬的意味，这个现象当深思。

   回归正题，帝臣不蔽，即是控诉桀的罪过，但汤并未在这里一条条列举，只说简在帝心，上帝你是心里明白的。这是一种说话技巧。汤以一种极期有担当的精神，有罪一力承担，这正是为天下请命的气度。天伐有罪，天命有德，正是如此。试问中华以外，有哪位统治者能有这样的心态？

   尧、舜、禹（夏）因禅让而得位，所告之事以尽心养民，执中为重。三代之时人心思善，民风敦朴，圣王执中爱民，则天下可治。至夏末世衰，桀不循天道，为天命所弃。当时桀为天子，即上帝之臣。所以汤伐桀必以桀之过告于天，汤所说的，大概是其起兵之时的祈天誓师之辞[iv]。由此，有道伐无道，天命转移的逻辑建构起来了，这实则是周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逻辑。儒家思想由孔子而成一脉，孔子所效法的正是西周以来的政治思想体系，在本章的叙述中汤伐桀，周伐纣的逻辑都是据儒家这一维度而叙述的。

   至于“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句。强调的是人君有教化之责，若民获罪，必因教化未行，民不思善所致。董仲舒：“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v]天子想让百性质朴向善，则必教化百姓以善。百姓不善实是天子教化无功。

      1.3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赉，即是大赏赐。商末帝辛无道，武王吊民伐罪，天命有德，武王成了天子。武王所作所为，在此有三条被拿出来说。

   其一，以善立国，所以以善而分配。也即是后来所说的以德配位。一个国家如果真能建立起这样一套以德配位按善分配的制度，还真是大有特别之处，值得去探讨。

   其二，虽有至亲不如仁人，以仁德之人为社稷的核心，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一条在当下来看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执行封建制度的周代，乃至当时世界各国各部族而言，则是极大的进步。权位与血统在古代社会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西方的贵族制度贯穿其整个古代社会，甚至到今天为止，部分国家还有国王。而中国，在武王时期即能提出“任亲不如任仁”，殊是难得。

   其三，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与汤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一样的，即是武王公天下之心。天子不以统治者自居，而是为人民谋福祉的家长形式。

      2 修政之大纲

      2.1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

   权即是秤，称重量用。量是指量体积的斗斛。审法度即对法度损益变化进行合于时势的修正。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vi]正是如此。修废官，是对官制进行调整。此三条是对帝王之政如何实施作出的说明。

   权量所代表的是公平；法度所代表的是保障公平秩序的依据；修废官是对政府职能的完善。由此三项，自然政令能顺畅能行。食，是让老百姓吃饱饭。丧祭是礼的范畴。中国古代政治结构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将人伦推广到国家。丧祭是人伦的重要事件，所以推而广之而成为社会礼仪进行强化，这是政治思想在文化上不断强化及建构的结果。重民，即为国之本；重食是生民之命；重丧祭所以尽哀致敬。

   民是天子治天下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vii]本章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说的都是同一事。

   关于兴灭国，是中华文明中仁厚的部分。不仅是在同御外侮层面，还在保存文化多样性的作出巨大努力。

   春秋时期，卫国为夷狄所灭，齐桓公带领诸侯帮助卫国复国，即是兴灭国，即是让天命未绝的国家复兴。

   殷商灭后，武王封纣之子武庚为公。周灭商是因为帝辛无道，但不绝其祀则是对殷商贤王的尊敬，更是对道统传统的尊重。不仅如此，周还封舜的后人于陈，封夏的后人于杞，这即是继绝世的表现，所继的即是天命、大道。对于敌人，不赶尽杀绝，而是保有其遗民与文化，不断积累人类智慧，不因政权更迭而断送优秀文化的做法，这需要多么伟大的胸怀。这同西方殖民势力全球化，毁灭文化，屠杀土著民，是有重大不同的。

   举逸民即是用天下人才，如此以来，民心尽收，人才可用，文明能得以传统，自然反对的声音减少，百姓能依附，人类智慧能更好传递。

      3 天下归心

      3.1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此章从尧舜开始叙述，历说二帝三王政化之法，帝王治理国家，遵循天下为公，为万民谋生计的天道，同时又要有公、宽、信、敏的施政方略，这样才能够上法天道，下顺民心。即是达到文明传承有绪，百姓向化的目的了。以这种磅礴宏大的胸怀与智慧以警帝王，足见圣人为民请命之志。

   总结：《尧曰第二十》首章，深刻揭示了儒家政治的伟大理想及建构过程。包含了华夏文明从肇始之初的博大胸怀与民本思想。这种思想的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崇高的意义，并未过时。

   （本文2021年发表于《文学天地》）

      [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76

      [ii]《孟子·滕文公上》

      [iii]《礼记·檀弓上》

      [iv]《尚书·商书·汤誓》

      [v]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第三十六》

      [vi]《论语为政》

      [vii]《尚书五子之歌》